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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文化的前世今生
发布日期:2022-06-23 01:37   来源:未知   阅读:

  从前有个猎人,头戴礼帽,骑马背枪,带着狗,上草原打猎。他看见一只狐狸钻进洞,就下了马,把礼帽扣在洞口上,把狗系在马缰上,把枪挂在马鞍上,去找狐狸洞的另一个出口。找到那个出口,猎人捡了柴草点烟往里熏。狐狸被呛得掉头从入口跑出去,顶上了那个礼帽继续跑。狗立刻去追狐狸,拖得背着枪的马也跟着跑。转眼间,狐狸、狗和马都没影了。猎人一路走一路逢人便问:看见戴礼帽的狐狸没有?看见拉着马的狗没有?看见背着枪的马没有?

  故事是2002年在青海玛可河林场食堂的酒桌上听来的。笑声未落,玛可河林业局赫局长接着说:“再讲一个真事儿。”

  前些年没禁猎那时,我们林场有个职工老王休息日去打猎。远远看见一只马鹿,他悄悄跟了上去。马鹿走啊走啊,他追啊追啊,终于接近了,一枪把马鹿打倒在地。他走过去,把枪挂在大大的鹿角上,坐下狠狠地吸了一根烟,然后把烟蒂摁在鹿屁股上:“累老子跑一天!”那马鹿突然跳起来,噌一下窜了出去。老王再没力气追了,眼看着鹿挎着枪消失在森林里。

  那个晚上,伴着玛可河水的轰鸣和青海云杉的低吟,打猎的故事、野生动物的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想一想我们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有多少打猎的故事?有多少跟打猎跟动物相关的谚语、成语、寓言、史诗?狩猎文化绵远流长。自打与动物分野,人类在狩猎中成长,人类的智慧在与野生动物的较量中增长。

  吉林省珲春东北虎自然保护区已经退休的前任宣教中心主任李志兴,做过多年东北虎文化的调查。他说:进山打猎辛苦又危险,不是什么人都敢去的。一个村子里,谁能上山打猎并打回猛兽,那绝对是英雄!如果能够组织、带领乡亲一起上山围猎,那就是大能人,是受村民拥戴的领袖。

  在高黎贡山,最出色的猎人被尊称为“猎神”,不仅枪法好,“打喉咙不伤眼睛”,而且对野生动物的习性、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看脚印、辨粪便,就知道是什么动物,什么时候来过,走了多远……

  “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名谚成语是跟野兽斗智斗勇得来的。“狡兔死走狗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从狩猎体味和衍生的心机,亦成千古警示。而让狐狸把礼帽、猎狗、枪和马都带跑了,坊间笑谈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狩猎文化的丰采多姿。

  然而,历史走到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境内,除非特许,狩猎这件事成为犯法。

  40年前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巴彦乡巴彦街村下乡的北京知青,还能回忆起当年黑熊进村的往事。弹指一挥间,巴彦街的耕地增加了6倍,白桦林几乎砍伐殆尽,别说黑熊,连野兔都少见了。人口的增长,耕地的增加,城镇与道路的建设,越来越多地占掉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阻断了它们的繁殖走廊,加上市场需求引发的滥捕乱猎,使野生动物在几十年中迅速减少,很多物种濒临灭绝。比如东北虎和华南虎,人们仿佛是忽然间发现它们从中国各地消失了,目前仅剩十来只苟且在图们江-乌苏里江中俄边界一带。保护野生动物,是中国全面禁猎的第一理由。

  即使是在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极偏远地区,列入国家保护级别的动物也都是严格禁猎的。只是,世代相传的狩猎习惯,不会在一个早晨就禁住了。

  虹雉是大型雉类,羽毛呈彩虹般的颜色,分布偏狭,是中国一级保护动物,列入国际濒危物种名录。西南林学院的青年教师罗旭,在高黎贡山上讲起他研究白尾梢虹雉的一波三折:

  追踪观察白尾梢虹雉10年,我几十次爬高黎贡山,总是刚刚固定下来一个研究点,追踪研究的对象就被偷猎者打掉了,不得不再爬上别处山脊,重新寻找白尾梢虹雉的踪迹,如此已经几易其地。高黎贡山保护区管理局腾冲分局的局长说,他们抓到的偷猎者,下山来把脸洗干净,发现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身无分文,只能教育几句放了,还掏路费让他们回家。

  尽管禁猎后都收缴了,可今天到怒江两岸走走,还不时可以看到手拿弹弓、肩背弩机的山民,如果想打羚牛这样的大型野生动物,自制火枪也有可能。高黎贡山地区,可供农耕的地域狭小,千百年来当地各民族都靠狩猎补充衣食来源,虽然现在温饱问题能解决,但耕作之余,在进城打工与上山打猎之间,他们更可能选择打猎,因为驾轻就熟。

  和高黎贡山类似的地方还有不少。北京大学的大熊猫研究专家吕植教授,现在创办了民间公益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基于她曾经的“遭遇”:

  我那时刚满20岁,跟随北京大学潘文石老师在陕西秦岭深山中进行野外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一次,一只怀孕的毛冠鹿误闯到村里,我眼看着村民们兴奋地追赶着,直到母鹿体力不支,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正当我踌躇着是否上前劝阻时,淳朴的村民由衷地对我说:你真有福气,一来就有肉吃!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保护自然,离不开当地百姓的支持,若无法让百姓受益,保护是缺乏说服力的。

  30多年来,中国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态区域和生物多样性,却因为禁止在保护区内狩猎和采集,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发生冲突,引起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对立情绪,偷猎与反偷猎变得异常复杂。中国科学院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做过很多调查,如大连老铁山的迁徙候鸟保护区、贵州荔波的茂兰喀斯特森林保护区,等等,都在传统的狩猎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产生了巨大摩擦。于是,从简单的打击盗猎,到为保护区周边社区寻找替代生计,既减少对野生生物资源的压力,又给社区创造经济发展、小康生活的途径,再到思考如何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政府、非政府组织、科学家、保护区和媒体等等,这些年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当进展也获得了成功经验。

  今天,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需要依靠狩猎解决食物来源,但是狩猎“意识”,不论南方北方,东部西部,或多或少,各式各样,总还太多存在着。

  在黑龙江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年代并不遥远,看到雪地上留下的野生动物脚印,闲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下个套子,兴许能套只兔子”。京津地区,八旗子弟的“提笼架鸟”被认为是“文化遗产”,政协委员多次呼吁,可鸟市怎么也取缔不了,给捕捉、贩卖野鸟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在广西乡下,遇到那些家鸡的祖先红原鸡,不提羽色,不看高矮,乡民开口就是“两斤”。不论走到哪儿,说起“野味”,永远让很多人津津乐道。这种非温饱需求的口腹之欲,使打猎转入地下,屡禁不止。

  下面这个故事,是1998年在莫力达瓦的巴彦乡巴彦街村,听村长媳妇敖清红讲的: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内蒙古电视台来找我叔叔,要拍摄鹰猎的专题片。我们家是鄂温克族,叔叔是本地的鹰猎高手,继承了老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技艺。鹰猎就是在秋天猛禽迁徙的时候,张网捕捉合适于捕猎的猛禽,经过严格训练,在冬季带到野外逮兔子什么的。到春天农忙开始,南下的猛禽迁回来时,再把猎鹰放归自然去繁衍。

  当时叔叔已经60多岁,那年冬天特别冷,他按电视台的要求,介绍所有训鹰细节,还在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里,到旷野上架鹰狩猎,前后跑了一个多月。电视台的人走了,我们一家天天打听电视播出的消息,准备专程陪老人去乡里看电视,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视机。但是直到叔叔去世,也没有看到这个片子。

  打猎已经被禁止,鹰猎的专题片怎么会在电视台播出呢?这个凝结了敖清红叔叔一生心血和鄂温克民族智慧的片子成为资料,保存在哪里,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重新面世,没人知道。其实电视台已经晚了一步,“海东青”已经成了传说。这种东北地区民间盛传并见于史籍的最出色猎鹰,至今没人考证得出到底是哪种猛禽。

  然而,真正的鹰猎失传了,可捕鹰的手段却变成猛禽标本黑市的帮凶。下一个故事是在北京听来的,讲述人是个猛禽爱好者,竟意外见到一个猛禽“地狱”:

  从北京去太原的火车,天黑后停在一个山里小站。如果不是朋友带路,谁也不知道这个村子有一些房子不住人,里面架着树干,上面蹲着瞎了眼睛等死的鹰们。它们是秋天从北方南下越冬的猛禽,飞经太行山麓时会被一些拴着的鸽子引诱,落入粘网。它们的下场是被制成标本,安上假眼,进入黑市。如果你在哪个老板的客厅、哪个公司的大堂看到张开翅膀的猛禽摆设,要知道,它们是被戳瞎眼睛生生饿死后才成这副“威武”模样的!

  讲故事的时间已经过去10年,取缔标本黑市的行动也有过几次,不知那个山村的偷猎者有没有改行。但是,有市场就有捕杀,鸟市的存在始终是个黑洞——野生鸟类混搭在人工繁殖的鸟中一起卖,犄角旮旯还藏着卖乌龟、蝾螈等动物。最过分的是鸟贩子到野外网鸟卖给想放生的佛教信徒。信徒买了放,鸟贩子重新逮了卖,放了逮,逮了卖,“放生”最终成为“放死”,鸟贩子却从中获利。

  经济发展了,生活富余了,狩猎竟演变成这个样子!李志兴在珲春调查,发现偷猎为真正的猎人所不齿,漫山遍野胡乱下套是他们看不起的。如今的偷猎只是杀戮与饕餮,传统狩猎中的文化精髓,却没有继承。

  在贵州荔波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政府力图通过开展生态旅游来给乡民增加收入,因此减少采集,禁止狩猎,保护已经岌岌可危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这些生态旅游项目以当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为内容,织布、扎染、造纸、绣花以及服饰、民居……也包括打猎前的山神祭祀仪式。可是,当老猎人们不为狩猎只为表演而举行祭祀时,举手投足和表情都显得困惑和敷衍,游客只看热闹不懂门道,很快便被那些复杂的过程搞得索然无味,甚至认为这是落后与愚昧。如此,当这些老人离世后,祭祀山神的初衷、其中的智慧和精神都将被永远带走,狩猎文化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灵魂将淡忘殆尽。

  1990年我大学毕业后,满脑子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自然保护知识,对任何破坏自然的行为,无论狩猎、采集,还是砍树、开荒都无比愤恨。但是有一次,当我依法查处一个盗猎村民时,他的一句话竟让我无言以对。他说:“在我们一直传唱的史诗里,祖祖辈辈都靠山吃山,哪个男人不打猎?如果打猎能把动物打绝,那几百年前早就打绝了,哪里还等得到你们来建保护区?”

  于是艾怀森深入高黎贡山,走访了很多当地猎人,调查何以野生动物“打不绝”:

  以前,每年立秋后是围山的季节。猎户通常选择吉日到“山房”祭祀山神,祈求山神“开山”,之后才上山有规律地布置捕兽扣。第二天一早再去“转山”查看战果,如果一只没有捕到,说明山神还没有开山,需要等15天后再去祭祀,祈求山神“开山”。如果第二次仍没捕到,说明今年山神动怒,不宜狩猎,要赶快去干别的营生。如果开山后第二天就捕到猎物,猎人要把自己捕到的第一只做上标志放归自然,然后再继续,直到猎到那只有标志的“第一只”即“封山”,这是山神提示:此次围山季到此结束。

  艾怀森由此研究出其中的“科学”:1、秋后开山狩猎,保护了春夏时动物繁衍和数量增长;2、两次连续捕不到动物,说明数量很少,只有不猎才能利于种群繁衍;3、当捕到动物总量的一半时,基本就能捕到那只标志动物,此时封山正符合“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不能超过环境容纳量一半”的生态原理。

  这是高黎贡山原住民的狩猎智慧,就是高黎贡山动物打不绝的秘密。只是,新时期的外来市场需求与物质刺激,打乱了这个秩序,利益驱动下的滥捕乱猎不再遵循这些规矩,加上栖息地的缩小,野生动物急剧减少,这种狩猎传统也不可能再继续。但是,正确认识并尊重狩猎文化,探究狩猎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精髓,给保护工作提供新思路,却是一个新开始。

  参与野生动物的观察监测,带领志愿者上山清套,开展深层次的生态旅游,是今日猎人们的新追求。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聘任的东北虎监测员,就包括曾经有狩猎经验的林场职工。在他们的帮助下,WCS连续几年冬天组织各地志愿者到珲春保护区和黑龙江东部地区上山清套,学习辨认野生动物脚印,认识东北虎的生存环境,既是环保行动,也是生态旅游,在黑吉两省和北京、上海等地得到热烈响应,取得了积极成果。

  在云南丽江,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也发展并培养猎人加入保护工作,家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头乡的张志明最典型。TNC到丽江老君山筹办国家公园,2006年和张志明一起创办了村民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组织村民每天在老君山里巡查,阻止偷猎,监测野生动物的动向。张志明说:

  我家墙上贴着很多野生动物的宣传画,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动物。我们巡护的森林有50平方公里,根据观察,估计现在有230多只滇金丝猴,差不多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数量了,黑熊的数量也增加了不少。但是林麝只有约20只、小熊猫15只,豹猫更少,只有两三只,它们还处于濒危的境地。如果我们遇到偷猎的人,会给他们讲保护野生动物的道理,劝说他们不要做违法的事,幸运的是,这些猎人从此都不再偷猎了,这让我很自豪。

  让猎人们在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区科学考察与监测中找回自豪,也许就是悠久狩猎文化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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